報告指，理論上，ＳＬＦ是由每個銀行根據自身資金需求主動向人行申請的，因此很難想像五大銀行會在同一時間向人行申請同樣數額的ＳＬＦ，報告猜測更可能的情況是人行主動提醒五大行，它們具有使用ＳＬＦ這一新的管道從人行申請獲得資金的選擇權，每家銀行申請上限為１０００億元。至於人行是否批准銀行的申請則視具體情況而定。
人行之所以在此時鼓勵銀行使用ＳＬＦ，可能是考慮到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力，需要適度放水，此外中銀監的存款偏離度新政以及季度末國慶長假可能使銀行的資金面面臨壓力，人行提前為銀行提供一個新的融資管道以防止貨幣市場發生動盪。
對於人行為何不選擇降準？報告認為，可能是降準的政策力度過猛，一方面降準是長期性的，而不像ＳＬＦ有明確期限；另一方面降準會釋放強烈的貨幣寬鬆信號，這與黨中央國務院不刺激的政策大方向不符。因此人行只能螺螄殼裡做道場，選擇ＳＬＦ而放棄降準。
報告續指，人行將正回購利率下調２０基點的舉動被部分市場人士解讀為實質性降息的啟動，其邏輯是貨幣市場利率的下調將逐步傳導至利率債市場，再傳導至信用債和存貸款市場。報告認為正回購利率的下降可能會部分傳導至債券市場，但能否進一步傳導至銀行信貸則仍有不確定性，因為中國並不像美國那樣有暢通的傳導管道，美聯儲只要控制聯邦基金利率，就能對整個利率體系施加影響。＊剛性兌付推高整個經濟的無風險利率水準＊
影響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包括地方政府及國有企業對利率敏感度低等，而近年來隨著信託市場的快速發展，剛性兌付也成為擾亂金融市場風險－收益關係的一大因素。近期某銀行就爆出了數十億元的違規剛性兌付案。報告指，剛性兌付的一大危害在於它使得原本高風險高收益的資產變成了無風險高收益，從而顯著推高了整個經濟的無風險利率水準，扭曲了金融市場的風險－收益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當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它要求的無風險收益不再是國債收益率，而是高得多的信託產品收益率。
而在此高利率基礎上再疊加一定的風險溢價，才是資本市場計算折現率時所用的要求收益率和普通經濟主體所承受的融資成本。因此，如果剛性兌付問題不解決，則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不可能持續走牛，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也不可能下降，即使人行降息，其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從這個意義來說，打破剛性兌付比降息更重要，只有打破剛性兌付，才能理順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收益關係，才能將原先過多配置於剛性兌付產品的資金釋放出來，從而盤活貨幣存量。如果在剛性兌付、國企預算軟約束等問題未解決的情況下降息，那麼由於各種金融資產的風險－收益關係依然如故，沒有理順，新釋放資金的流向也就不會發生變化，最終政府提倡的調結構、轉方式就會流於空談。（ｊ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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